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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 需要热情浇灌需要脚踏实地

1974年出生在重庆市主城的张黎,生来就是一个“火辣”的姑娘,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坚持。1995年,她毕业于重庆市第二师范大学政治经济专业。当时可以被分配到一个稳定、悠闲的事业单位,但她拒绝分配,通过考试进入了重庆市广播电视台。

这是她与“广电”的缘分。

从进电台开始,她就像是一只找到草原的小马,奔驰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快乐、兴奋又充满激情。她是学政治经济的,但她更热爱广电事业。

1999年,张黎开始主持一个求助热线栏目,叫做《955求助热线》。这是一个市民求助热线节目,市民可针对户籍、扶贫、教育、商品质量、医疗、政策等方面对主持人进行询问,节目能马上连通各职能部门进行回复,从周一到周五,每天15分钟的节目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

在主持和调查过程中,张黎逐渐发现,许多市民不仅是“询问”,还需要“帮助”。如有的人打电话到电台问如果得了白血病应该怎样寻求救助,贫困学生生活、学习完全没有着落应该怎么办。张黎想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

张黎讲起了自己的故事:90年代没有现在的电子通讯录,只有一本10多厘米厚的“黄页”(电信局印的通讯录,各单位需要预订和购买,每年一更新)。她翻遍了整个“黄页”,找到了重庆市红十字会的电话。打通以后,市红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欢迎记者把更多的问题反映过来。这时候张黎得知市红会的地址就在渝中区学田湾,而老广播电台在上清寺,走过去大约只需要10分钟。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她穿过长长的小巷走到市红会,第一次见到了狭小办公室里的三位大叔。他们分别是老杨、老张和老杜。

老杨、老张和老杜都很诧异。在当时,有媒体人主动找上门来还是很少的,而且带来的是需要解决的事情。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个来自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也耐心解答她带来的疑问,安排对困难群众的救助事项。

“我第一次带去的是关于一个患病小女孩的扶贫问题,他们当即表示要解决。惊喜之余有点兴奋,那时候还年轻,觉得通过自己努力能做这些有用的事情还是挺不错的。” 张黎说,当时的市红会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赈济部,一个是组宣部。她从那时起到往后的7、8年,就时常联系赈济部的三个大叔,尤其是赈济部部长老杜。此后的时间里,张黎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好几次市红会,给贫困的白血病儿童申请经费,给上不起学的学生发布补助,给正在受灾的地区群众解决温饱用品……

在做节目的时候,张黎还需要出同期声。她经常把重庆市红十字会三个大叔的声音录下来、剪辑出来播给听众,收效很好。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给前来寻求帮助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温暖,也给市红会一个通情达意的渠道,提升了市红会在百姓中的形象。

这一切,从翻“黄页”开始,都是张黎用脚走出来的,用热血浇灌出来的。

 
  独辟蹊径 成功开启传播红十字精神大爱之门

2001年,重庆广播电台转型,原来的《95急救》从交通广播撤下,张黎也从专栏记者转型成为“跑口记者”——从负责热线新闻和解答到服务更多栏目的新闻记者。

当时的交通广播台有9个记者,每个记者负责不同的“口子”,即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等。对于张黎来说,各个口子都几乎有人了,她必须“开发”一个属于自己的“口子”。突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她突然想起来自己以前和市红会联系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多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她向领导提出,以后的工作就开始联系市红会做赈灾、扶贫等工作的报道,受到了领导的肯定。

说做就做,张黎的工作还是没有离开红十字会。她迅速跟重庆市红十字会组宣部联系,组宣部也非常欢迎她的想法。她甚至一有空就跑到市红会组宣部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们聊天,看他们的日常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动态,挖掘一些有用的深度报道。

有一件让张黎记忆深刻的事:93岁的重庆市某名老中医的遗孀于玲烈老人从90年代开始每年给市红会捐款1万元。张黎听闻老人的善举,跑到老人家里去采访。于玲烈穿着一身红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给她讲了很多的故事。老人说丈夫一辈子行医都是以“善”为中心,许多穷人看病都可以不收钱,所以丈夫去世了,几个儿女给的钱她花不完,就捐出来吧。老人把她的故事说得云淡风轻,没有丝毫的刻意雕琢。

 
  收获 从来都离不开耕耘的付出

张黎做记者的这些年,很大部分都是在围绕“红十字”这三个字在做。

就在转型做深度报道的那年,张黎遇到一件让她至今记忆尤深的事。那是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给交通广播电台打电话说自己想捐10万元钱给山区的小孩,但不知捐到哪里去。张黎接完电话,第一感觉是老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她当即带上录音设备和纸笔到了老爷爷家。他的家里朴实无华,家具不多甚至有些简陋。经采访发现,老爷爷早年妻子已经去世,没有孩子,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但年轻的时候做生意攒了点钱。因在报纸上看到贫困山区的孩子很可怜,他想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0万元给孩子们。

当时的10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张黎感动于朴实的老人纯真的善良,反复确认老人是真的想把钱捐出去,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她联系了市红会,把市红会的联系方式给了老爷爷,再把老爷爷的联系方式给了市红会。没过多久,老人的钱捐出去了,市红会也按照约定把钱划给了需要帮助的山区孩子。

张黎回忆,两个老人的故事都通过现场的录音和剪辑,还有自己的采访进行了报道,收听率很高,听众反响很好。

2008年,四川“5.12”汶川地震发生。重庆交通广播电台组织了一个募捐活动。张黎做为专门联系慈善的记者马上联系了市红会,跟市红会接洽,市红会十分支持。

全台所有主持人、记者全院动员,全天直播募款活动。台里联系了市红会作为募捐发起单位、中石油提供加油站作为募捐场地。募捐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一个募捐的人送一个小贴士。交通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每隔一个时段就播送一次募捐结果。12个小时的募捐活动做得风风火火,凌晨1点钟,市红会带着银行工作人员来清理捐款。所有的支持人、记者、栏目制片人在办公室里,看着银行的工作人员清理捐款的时候都惊呆了:很多大面额、小面额的纸钞加在一起有200多万元。

“200多万,这是我们用了一天募集到的,真的很有成就感。”张黎说,这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为爱和奉献大声疾呼的时候更有力度,传播得更远。

 
  传播他人的善行 也会成就自己的故事
 

2012年以后,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事业开始大幅度的发展。张黎发现了这点,一个媒体人的嗅觉告诉她:这件事需要媒体大力参与,也需要她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宣传。

她在交通广播电台宣扬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条例,对很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感人事例进行报道,具体阐述遗体、器官捐献的细节。

2015年11月的某个晚上,重庆市大渡口区一个搬运工师傅在搬运东西的过程中不幸摔倒,脑外伤死亡。张黎接到市红会的电话之后迅速赶往医院。她看到5名医生穿着白大褂站在抢救室的外面,一直等一直等。“为什么还不进去呢?”张黎问。医生解释,因为患者虽然已经脑死亡(医学上对“死亡”的定义),但是心脏还在跳动,有些生命指标如血压、脉搏等还没有完全达到可以摘取器官的条件。医生们、市红会的工作人员,一直等着,等了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完成了该志愿者的器官捐献。

张黎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报道,去讲述很多人疑惑的遗体、器官捐献的细节和流程,把医生们对于“脑死亡”和“心死亡”,已经何时才能进行遗体和器官捐献,怎样捐献做了详细报道。那几天,有市民打电话来反应听了该报道很震撼。

除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故事,张黎在报道中还逐渐地涉及到“遗体器官捐献调解员”的故事。这是一个新的职业,调解员们在常常在有捐献意愿的家属面前出现,说服他们尽快决定。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调解员们经常被情绪激动的家属或骂或打。张黎就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让更多的听到,也试着去理解。

张黎认为:近10年来,中国遗体器官捐献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但目前为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克服国人固有的生死观和进行观念的传播尤为重要。

2000年,张黎签署了市红会的志愿者协议,成为市红会的会员。这以前,市红会的会员里没有媒体人。成为会员后,她开始加入“重庆市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项目评议组,与10多个来自市内优秀的医生、护士、老师等专家、教授们一起,为每一个项目做评议。她觉得,作为媒体人加入到这些项目中去本身对于红十字会来说就是一种进步,也算是媒体人对于他们的监督。

“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诱惑,可能忘了思考怎样成为更好的人。”张黎说,作为一个媒体人,自愿做起了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使者,能经常见证到很多爱心故事,从故事里看到人的善心,从中学习、进步,这是她最开始转型干这个专门做慈善、扶贫的记者最大的收获。

致敬——为践行红十字精神18年的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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